新一学期到来了。在大学选什么专业以后才有好的人生，又将困扰新一代学生。通常家长都会劝孩子不要选文科（如果已经选了文科，最好转专业或再辅修一门别的），最现实的原因是学文科不好找工作。这些对文科的贬低我们再熟悉不过，“理科学不好才学文科”，“文科生没有逻辑”，“文科对社会没有用”等等。
文科学系不受待见是一个全球现象。美剧《英文系主任》就脱胎于美国大学文科教育面临的危机——生源减少、经费缩减，文科教师为谋一份职位蝇营狗苟。吉见俊哉的这本《“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写作背景是 2015 年 6 月 8 日， 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发了《关于国立大学法人等组织及业务的整体调整》，引起了一场“要废除文科学部”的轩然，为了二战后的经济发展，日本大学早已形成“重理轻文”的架构。
在今天摘选的部分中，吉见俊哉会驳斥“文科无用”这一论调。他从大众对大学真正的职责、“有用”和价值尺度的误读出发，指出文科被轻视的问题所在。他写道：“为了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就必须对现有的价值尺度，即那些被大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抱有怀疑态度，对之进行深刻反思，冷静批评，从而发现不同价值尺度存在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文科不可或缺。”
知识分子对“有用”常常抱有一种抵触，在对文科省通知的批评即将爆发的前夕，他们对安倍首相就国立大学升国旗齐唱国歌一事显示出的高压式态度的反感与此有共通之处。安倍表示“考虑到（国立大学）是依靠税金运营的，理应正确执行新教育基本法的方针”（4 月 9 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简单说，就是主张“既然是国家出钱，国立大学就应该为国家服务”。
但这一主张犯了好几个错误。首先，国家的税金来自国民，如果说因为使用税金而产生了义务，那也应该是面向国民的说明责任，即有责任面对国民说明各国立大学是按照怎样的方针选拔学生、教育学生，并向社会输出人才的。这才是国立大学对纳税国民应尽的义务。何谈“因为使用的是税金，所以要为国家服务”呢？
问题还不仅于此。我在此使用的是“说明责任”这个词，也就是说即使是依靠国民的税金运营，国立大学也并非是为实现国民的愿望或要求而服务的组织。例如，广大日本国民都期盼日本学者能轻松的获得诺贝尔奖。但国立大学如果因此去改变研究体制，以期尽量多的日本人获奖，那么无疑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对于大学而言，诺贝尔奖是结果而非目的。大学与奥运选手训练机构那样的组织，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使获得世界级奖项和巨大国际声誉的大学学者层出不穷，大学的目的也绝不在此。
私立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对于私立大学而言，学生的学费是大学预算的重要部分，但如果因此就按照缴付学费的学生及家长的愿望或要求来安排教育，给出成绩，那么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一定会每况愈下。当然，不管如何，大学都担负着对学生及家长的说明责任，但有义务进行说明不等于应该为之服务。
在这一点上，大学与一般的企业、商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大学的目的、价值，既不是培养顺从于国家的学生，也不是将学生教育成其父母期待的样子。大学对家长或国民负有义务，要将学生培养成为出色的人，但“出色”的标准未必与学生家长或普通国民的一般性认识一致，也不应该屈从于这样的认识。
重要的问题是，所谓“有用”，不应限定于单纯有利于国家或产业界的狭隘范围。大学拥有比国民国家[1]或是近代企业更为古老的历史，并非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或企业而出现的机构。但另一方面，大学也并非自其诞生之初就是以自我为目的、志在学问本身的机构。希望对某一对象“有用”，是大学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最初的大学能够说是服务于“神”（神学）、服务于人的健康（医学）而存在的机构。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大学是服务于人类或是全球社会的普世价值而发展起来的知识制度。
拙著《何谓大学》（岩波新书，2011 年）已经详细论述过大学诞生于 12 至 13 世纪的西欧，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基督教秩序之下。未来中世纪都市的全欧网络正以西欧为中心日益扩张，各种不同的价值相互碰撞，人们产生了对“普世价值”的追问。无论是基督教社会还是近代社会，都需要致力探求价值普世性的机构，因此大学才存在了 800 年之久，而这一普世性是属于全人类的。大学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最终将造福人类，欧洲接受了这一观念。
所谓人类价值，在今天就是全球价值。大学担负着连接全球价值与国民社会的职责。大学是一种媒体，并非从属于政府或国民。人类性、普世性、全球性是大学的根本。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说，大学首先应该献身于“实现全球卓越性”（global excellence）。哪怕批判政府，哪怕对抗国民的一般观念，也要致力创造真正具有全球价值的工作——培养这样的研究者或是实践家，才是大学对社会最有意义的尽责方式。
如上所述，大学的“有用”不应局限于服务国家或产业。对神有用，对人类有用，对地球的未来有用……大学面向的领域有多重维度，但都超越了同一时期的政权、国家权力或是近代市民社会等限度。
这种多重性，还包含着时间跨度的不同。希望文科的知识三年五载就能起作用也许困难，但如果是从 30 年、50 年的中长期时间跨度来看，人文社科的知识也许远比工程学更为有用。因此，应该放弃“人文社会学科虽然无用但很重要”式的议论方式，强调“人文社会学科长期而言很有用，因此价值巨大”。
为此，我们一定要深思何为“有用”这一问题。大而言之，“有用”有着两个不同的维度。其一是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即在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解。这种思维模式在理工科是主流，而文科对此并不擅长。例如，新干线就是思考怎样组合技术才能实现东京与大阪间的最快移动这一课题并努力开发得出的结果。此外，最近在信息工程学领域，正在开发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大数据并进行语言检索的系统。这些事例都是先有了明确的目标，随后才产生有助于实现目标的积极成果。而文科很难取得这样显而易见的成果。
但“有用”还有另外一个维度。比如有时候本人正不知道怎么来才好，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茅塞顿开，此前觉得颇为棘手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这种情况，开始时并没明确的目的，是友人或是老师的一句话让自己找到了方向，也就是发现了目的或价值尺度。这种创造出价值或是目的本身的有用性，我称之为创造价值型的有用性。这种实践若发生作用，社会将重新审视原有的价值尺度，或是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文科的“有用”，多数情况下属于后者。
这方面德国的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慢慢的变成了经典。韦伯认为理性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工具理性”针对确定的目的，进而选择最为有效的一系列手段，而“价值理性”并非针对某一目的，其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富有洞见地指出，虽然新教伦理是价值理性，但其一系列行为就结果而言，催生了具有着强烈工具理性色彩的资本主义。而在价值理性丧失之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工具理性的自我循环之中。他强调在工具理性自我封闭的系统中，价值终会丧失实质，变得徒具形骸，而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无法从内部打破这一僵局。这是一个前景黯淡的预言。韦伯希望寻找到通向价值理性或是个人魅力型领袖主导的体系等其他介入路径，以此打破这样空心化的系统。
韦伯的经典论述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充满洞见。如其所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是指已经有了预期目标或是确定的价值，在思考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时的有用，它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的体系。因此在目的或价值尺度发生明显的变化时，会迅速失去其曾有的作用。
换言之，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或是说作为工具、手段的“有用”，只针对事先给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价值尺度本身发生了变化，那么以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将变得毫无价值。实际上，只要时间足够长，这样的情况是一定会出现的。
价值尺度绝非一成不变。以数十年为单位回看历史，显而易见价值尺度的变化。例如，20 世纪 60 年代与今天，价值尺度已经迥然不同。1964 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以所谓“更高、更快、更强”的发展型价值尺度来衡量现实是理所当然，社会也在这一尺度下提出了种种对“有用”的需求。新干线、首都高速公路，都是从当时这一价值尺度出发而追求的“未来”。从超高层大厦到东京湾开发，经济增长期的东京一路追逐着这一价值。但进入 21 世纪后，我们的价值观有了些许不同。人们开始推崇可经常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手段，慢节奏、更愉快、花费更多时间去发挥作用的方式受到重新肯定。这就是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化。
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索尼公司的随身听（Walkman）与苹果公司的 iPad、iPhone 之间的差别。索尼之所以没可成为苹果，是因为索尼是在已有的价值尺度上进行不断强化。随身听将功能凝聚于欣赏立体声这一点上，实现了其便携性，在这个意义上是具有革新性的，但说到底它也只是一个欣赏立体声的装置。而 iPad、iPhone 则刷新了电脑以及手机的概念。何为交流，需要怎样的技术来实现交流，苹果公司通过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最终改变了技术这一概念本身。这就是价值尺度的变化。五年十年也许还能维持原态，但假以时日，价值尺度必然发生明显的变化。
不仅仅是索尼，在给定的价值尺度内开发出随身听这样优秀的产品，是日本，尤其是日本工科的强项。但正如 iPad、iPhone 的案例所示，价值转换意味着概念框架自身发生变化，与在给定的框架内制造出优秀产品的行为属于截然不同的层面。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我认为这也是日本今后也不得不屈居于“跟风”地位的主要原因。
尽管无法一概而论，但就倾向而言，理科的学问偏向按照给定的目的制造出最“有用”之物，属于完成目的的知性活动。在这样作为工具、手段的有用性方面，理科远胜文科确是事实。但在另一类创造价值的有用性方面，情况则有所不同。
完成目的的知性活动，要求在极短的时间内拿出答案的能力。而创造价值的有用性，则要求具有将那些可能在较长时间段中发生明显的变化的多元价值尺度纳入视野的能力。文科的知性活动，致力在全体性的长时段中观察对象。这一时期较短也是 20 年、30 年、50 年，有时候甚至会达到 100 年、1000 年。这正是文科的最大特点，因此，文科的学问能够在长时段中创造出价值，贡献出“有用”的东西。
此外，在多元的价值尺度中，为了在每一个详细情况下适用最佳的价值尺度，就需要与各种价值尺度均保持一定距离，采取批判的态度。深陷于某一个价值尺度，将失去应对新变化时的灵活性。日本经历了这样的教训，战争时一说“鬼畜美英”[2]，大家都众口一词痛斥“鬼畜美英”，战后一说“快速地增长”，大家又都朝着“快速地增长”奋力疾行。这样的状态绝对无法产生新的价值。不仅如此，在大家争先恐后追求的目标落后于时代时，又会因为没有办法找到新价值，不知该向何处去而彷徨无措。
在价值尺度发生戏剧性变化的现代，本应作为前提的目的转眼便被颠覆的事例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状况下，该怎么样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在新的价值尺度出现时，又该如何去评价？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仅凭完成目标的知性活动是无力的，必须依靠能够以多元视角把握价值尺度的知性活动，而这主要是文科负责处理的领域。
为了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就必须对现有的价值尺度，即那些被大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抱有怀疑态度，对之进行深刻反思，冷静批评，从而发现不同价值尺度存在的可能性。若无法对经济稳步的增长或是新增长战略这样似乎不证自明的目的和价值提出疑问，从超越其自明性的视角出发思考问题，就无法产生新的创造性。在这方面，文科不可或缺。“理科有用，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这样的讨论方式，我认为是大错特错。应该说，理科的知识生产多为短期见效，而文科的知识生产多能长期有用。
[1]国民国家是 nation-state 的译词，国内一般译为民族国家。但作者在文章中对国民国家和民族国家是区别使用的，这与 nation-state 在其发展过程中各国的不同经历及性质有关。作为政治概念的第一个现代国家是英国，其现代性是相对于中世纪的王权国家而言，其主体是法律资格上的公民，即国民。之后美国、法国的国家建构，性质与此相同。因此 nation-state 最初的形态是国民国家。而欧洲的德国以至东亚，其国家建构是国家本位而非公民本位，强调的是血缘及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共同体，这样的 nation-state 称之为民族国家更为贴切。
[2]“鬼畜英美”是二战期间进入太平洋战争阶段之后，流行于日本社会的一句口号。“鬼畜”一词来源于佛教的饿鬼道、畜生道，转为对行为残酷、非人的人的蔑称和诅骂语。与今天作为亚文化及视频类型的鬼畜意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