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晓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肇坤（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传承历史，继往开来。2021年7月1日，在中国建党100周年的历史时刻，习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接下来，全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因此，作为“中国梦”第二阶段的首个五年，“十四五”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中，“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数字化战略被第一次被写进了“十四五”规划中。习认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数字信息化一直是习关注的焦点。早在信息技术萌芽的世纪之初，习就在福建省开展了“数字福建”项目的建设。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体现了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着眼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科学分析当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主要矛盾，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趋势的战略眼光与智慧。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存在之基础，也是一切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类通过从事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获得物质生活资料。人类通过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形成了生产力，同时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也形成了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生产方式又受到生产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通常被总结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循环往复推动着社会生产的发展。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科学技术慢慢的变成为了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决定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以信息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历史进程中，信息数字技术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正如习所言“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建设“数字中国”就是习对于如何进一步解放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一问题的时代答案。
新时期以来，我们国家科技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大幅度的提高，变成全球科技强国。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某些关键领域的关键技术核心上依然存在被其他几个国家“卡脖子”的现象，尤其是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习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技术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因此，“数字中国”建设首先提出要“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运用”。具体而言，就是要聚焦高端芯片、操作系统等目前尚未实现完全自主创新的关键领域的研发突破，加强核心技术一体化研发，加快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等前沿技术的布局，加强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材料等基础学科的交叉创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的“机器体系”这一概念中指出，不是蒸汽机而是大机器体系的形成才是工业革命爆发和全面发展的标志。一个机器系统的形成，并不是某项技术突破的结果，而是多种技术相互联系整体突破的结果。因此，以信息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中国”建设应该体现为相关联的多种信息技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整体性建设。因此，在“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的同时，应该尽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深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实现数字化的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历史清晰地表明，中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为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发展生产力，逐步的提升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因此 “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利用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是数字中国建设理应的题中之义。
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精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人民日渐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表述转变指出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品质更高、范围更广，除了更高质量的物质文化生活，人民对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资源的分配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这一点，“建设数字中国”提出要“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推进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公共服务机构资源数字化，加大开放共享和应用力度，推进线上线下公共服务一起发展、深层次地融合，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覆盖范围，实现百姓对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和谐社会的期盼。
同时，“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表述转变指出我国的社会生产特别是生产力方面已经基本摆脱了落后状况，不平衡不充分主要指区域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尤其体现在城乡发展差距上。针对这一点，“建设数字中国”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快速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构建面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体系，推动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虽然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生产关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非线性的动态矛盾过程要求在面临新时期发展的明显问题时，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所制定的各项法律政策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因此，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政府的执政水平和决策科学性是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的关键所在。
提高数字政府的建设水平，第一步是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推进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汇聚融合和深度利用，深化国家人口、法人、空间地理等基础信息资源共享利用。其次是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加大政务信息化建设统筹力度，深化政务信息系统整合，提升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最后是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全方面推进政府运行方式、业务流程和服务模式数字化智能化。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育学生的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